2023年10月9日，202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哈佛大学女性经济学家克劳迪娅·戈尔丁（Claudia Goldin，下称戈尔丁），理由是她“增进了我们对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的理解”。
措辞很委婉，不如直接说戈尔丁发现了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歧视性待遇”的根源。
作为一名学术女性，戈尔丁把生育和母亲职责（简称母职）工作对职业女性事业生涯的负面影响——这头房间里看不见的大象，通过追踪调研和数据分析，在经济学上给做实了。
下面笔者就诺奖的余温，来聊下性别收入差异、家庭劳务分工，以及该问题跟中日韩低迷的人口生育率之间的关系。
根据联合国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——2023年性别快报》，当前在全球劳动力市场，女性劳动参与率为61.4%，男性90.6%。另据2009年的数据，男性每赚取1美元的劳动收入，女性的对应收入仅为51美分；即便在同工情况下，女性的收入也只是男性的77%。
对于这种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明显性别差异现象，过去通常有两种解释：
一种观点认为，“男女有别，各有其责”，导致性别歧视。
人类自古以来的劳动角色分工就不同，“男主外女主内”观念，使得女性比男性工作意愿和效率更弱，雇主也不喜欢雇佣女性。
另一种观点认为，性别收入差异源自人力资本差异。
那些能拿到更高报酬的男性参与的职业，对教育和技能的要求更高，因此他们的收入需要高于女性。
相当多的女性也接受这样的解释。她们认为自己事业落后男性，收入也较低，是自然的事情。
戈尔丁没有理会这些固有的偏见。她从1980年代开始，通过大量的调研和数据分析，发现美国上百年来，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，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差异有了明显改善，但至今女性群体依然无法在事业上与男性取得同样成就，性别收入差异问题也显著存在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戈尔丁在其2021年出版的专著《事业还是家庭？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历程》中，用“贪婪的工作（greedy work）”概念对相关问题给予了概括性总结：
蓬勃发展事业与照顾家庭生育孩子之间有严重的时间冲突，两者都需要时间，哪怕是最富裕的夫妇，也无法将所有的照护事宜外包。
与此同时，对许多走上职业轨道的人而言，工作是贪婪的。尤其是那些专业人士和管理人员，他们加班、周末或晚上工作，是常态，工作甚至期待他们晚上也不要停止思考，最好24小时待命，相应的，工作时间长、灵活性低带来的是高报酬，并且随着资历累积，贪婪工作的价值大幅飙升。
问题来了，在照顾家庭孩子和事业之间，谁应该放下工作随叫随到？
客观而言，夫妻双方彼此之间是平等的，都应该为家事待命。但现实中，没有家庭会这样做。
戈尔丁在书中回溯和观察了100多年来的5组美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的工作史和家庭史，她发现一直以来，在家庭分工中，常态是一人（通常是妻子）花更多的时间为家庭待命，另一人（通常是丈夫）花更多的时间为工作待命。
家庭分工通常使得女性选择一份灵活的工作、男性选择追求长期的事业。工作性质使得男女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产生了巨大差异。
为了证实这个结论，戈尔丁运用纵向数据追踪了应届大学毕业生和新晋工商管理硕士（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，简称MBA）的生活和收入信息。她发现，在个人职业生涯的头几年，性别差异并不大，大家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。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工作10年之后，这时男女收入差异变得明显。
为什么是10年？因为职场人的孩子通常在这个时间出生，女性这时需要将重心转向家庭。这证实了母职工作总是对女性的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。
为了印证这一结论，戈尔丁研究了有孩子的年轻女性和年长女性之间的差异，以及有孩子的女性和没有孩子的女性之间的差异。结果证明，确实是生育明显阻滞了女性的事业发展，这造成了性别晋升和收入的差距。
由此，戈尔丁得出结论：性别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职业差距的结果，而家庭劳务分工的不平等是职业差距的重要原因。
在当代社会，很少有女性愿意被告知，因为性别，她不能追逐自己的梦想；大多数女性也并不想为了追求挑战性的事业不得不放弃生育孩子、婚姻或建立实质的亲密关系。
然而，由于夫妻公平的代价高昂，当一个女性开始规划家庭时，她就得做出选择。
这就是房间里的那头大象，女性（包括妇女、女童）从古至今在家庭中承担了大量的无偿照料劳动，但是其价值，因为没有市场定价，被严重忽视了。
家庭不只是女性的，但女性却承担了大部分无偿照料劳动的负担，且往往得不到承认或支持。
这其中蕴含着婚姻关系的不平等，和对女性市场价值的漠视，造成了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浪费。
根据戈尔丁的研究结论，要想真正改变性别收入差距问题，从家庭到社会首先要对无偿照料劳动，特别是育儿工作，进行合理的重新分工。
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从国家层面减少家庭照顾孩子的成本。
以德国、瑞典、英国等三个欧洲国家为例，它们通过大力资助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服务、为家庭的儿童保育提供现金或间接补贴。
根据《人口与健康》相关文章，2017年在与儿童保育相关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上，德国为3.17%、瑞典3.4%、英国3.23%。另外据OECD数据，2019年美国在家庭福利上的财政支出占GDP比例为1.04%。
另一种解决方案是改变社会规范，使权衡不再取决于性别，鼓励男人回家照顾孩子。
这似乎能解决女性被差异对待的问题，但尚不能解决婚姻公平的问题。换而言之，不管男女，只要有一方是被牺牲的，就没有办法实现夫妻关系的公平。
事实上，在过去的百年历程里，真正帮助大幅提高女性社会劳动参与、缩小性别收入差异，还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。
避孕药就是技术改变态势的一个重要例证。避孕药的普及，被认为是无声的革命。它大大改变了女性结婚时间和生育计划，使得更多年轻女性有机会进入研究生或专业学校深造，也让更多女性有机会学习那些须投入大量时间精力的职业，比如法律、医学、学术、金融和管理等领域。
加之，差不多同期，洗衣机、吸尘器等家用电器也被创造出来，并广泛普及。这更加彻底地将女性的时间价值从家庭中解放了出来。
戈尔丁将避孕药等科技带来女性事业成功的方程式归纳为：暂且把婚姻放一边，先增加高等教育、再融入事业，给自己十年时间成长、为自己而活，稍后再建立家庭。
当女性做出“延迟结婚生子”的决定时，她们必须接受风险：推迟结婚意味着晚育，对很多人来说，意味着生育的孩子减少；对部分人来说，则意味着没有孩子。
戈尔丁指出，因为生理时钟的存在，时间成了女性追求事业和家庭平衡的大敌。这种压迫感让女性倍感焦虑。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成为全球职业女性共同的困境。
戈尔丁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东亚怪圈：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，中日韩三国的人口出生率会如此低迷？
本来，东亚国家共享儒家“多子多福”的文化观念，传统东亚女性是较为接受家庭和社会所指定的角色，甘于在家中生儿育女、侍奉长辈以及管理家务事的。
然而当经济发展打开教育和职业通道，女性体验到了独立、自由的好处后，她们对待家庭的无偿照料劳动，对生育的态度，便有了不可逆的转变。目前中日韩三国的低生育率就有这方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。
根据最新官方数据，2022年日本总和生育率（指育龄妇女一生中平均生育子女的总数，它是衡量人口生育情况的重要参考依据）为1.26，韩国为0.78。中国也不容乐观，根据预测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下滑至1.09。
中日韩问题的共性在于，经济发展推高生活成本。当竞争压力、房价、教育投入产出比等压力涌向年轻人时，推迟结婚、生育、甚至放弃生育，逐渐成了普遍现象。特别是女性，在婚姻与事业之间，在家庭无偿照料劳动压迫与自我解放之间，越来越多人主动选择单身或者结婚但不育、少育。
拿中国来说，改革开放以来，女性劳动力资本大幅提升，部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技能已经超越了男性，然而大量数据案例证实，当前中国性别收入差异现象仍然显著存在。
正如戈尔丁的研究，女性的收入、晋升落差，与其在家庭的劳动分工密切相关。
拿北上广深的城市女性来说，当她们步入30+的年龄，不管她们当前的事业状态如何，都不可避免地被要求做到工作和家庭平衡，包括为家庭孩子牺牲也理所当然。
当她们遵循社会和家庭的要求，按部就班生育孩子时，又会遭遇到母职惩罚：大量得不到承认或支持的育儿劳动，同时要处理无处不在的职场歧视。
前车之鉴，启发趋利避害。谁还愿意成为那个为家庭为孩子被牺牲事业的人？
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于人生大考中，在不婚、不生、少生等不留把柄的选项前驻足。这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整个国家生育率的下降。
2021年中国进入人口零增长区间，之后如何挽救过低的生育率，逐渐成为紧要大事。
根据德国、瑞典的经验，出台与育儿相关的政策法案，从经济福利、假期待遇和辅助服务等三个方面全力支持居民养育子女，有明显效果。
近30年来，德国生育率在持续的政策支持与福利刺激下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；而瑞典也在近20年时间里持续回升。
然而根据日本、韩国的情况来看，采取类似的政策及激励手段，却没有显著成效。
尽管日韩经济支持的力度相对德瑞两国较低，比如日本与儿童保育相关的财政支出占GDP为1.79%，韩国为1.4%，小于德国的3.17%、瑞典3.4%；但在育儿假方面，尤其是对丈夫的假期支持方面，却更为宽裕大方。
在日本、韩国母亲享受的带薪产假和带薪育儿假均超过54周，基本与德国、瑞典持平；同时，丈夫享有的相关带薪育儿假也均高达52周（韩国丈夫另有2周带薪陪产假），远远超出德瑞两国的8～14周假期。然而这些年来，日韩两国生育率依然不见回升。
实际上，笔者认为中日韩这种低生育率的状况是结构性的。历经千百年来家庭“剥削”与劳动价值“漠视”之苦的东亚女性，在见识过世界、体验过事业带来的自由之后，再也回不到从前。
这与戈尔丁的结论异曲同工，但是又不尽相同。
对欧美的女性，职业生涯很重要；对东亚的女性，职业问题之外，还须从文化深处，拿回自我与认同。
回到当下的中国，毋需空怀念过去的高生育率；相反，要向前看。
我们的公共政策，需要既要为育儿提供资金和社区服务的资助，更要在文化层面增加对年轻人，特别是年轻女性，自由选择的尊重和认同。
当社会的土壤对女性更公平友好，她们自己会变的。
